1943年1月7日

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，主要讲党的一元化领导、边区建设和领导方法、领导作风等问题。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，演讲针对向党“闹独立性”或把军权看得“高于一切”的现象，指出：没有思想和意志的一致性，就不会有政治上、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，这对于党的队伍及其领导的军队将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。关于民主问题，演讲批评那种不看实质，认为“边区政治距民主还有天远”，甚至说“民主政治，选举第一”，指出：这是把选举“偶像化、神圣化”的资产阶级观点。选举是民主的一种形式，一个方面，单单只有选举一项，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，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，不是选举，而是建设，尤其是经济建设。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，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，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。那时，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。关于陕甘宁边区建设，演讲指出：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，除开保持这一政权，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之外，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，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。只有发展经济，发展生产，使人民丰衣足食，然后政府才能富足。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；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，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，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。因此，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，紧紧抓住这个环节，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。我们要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一些模范，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，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。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，演讲指出：要发扬党员和干部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，在一县、一区、一乡工作的同志，都要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，去独立地创造事业。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，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，又不执行党的政策，不服从党的组织“为所欲为”的现象。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。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做事的积极性。如果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，兼顾群众的习惯，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，那就可以逐渐培养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。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分别以《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》《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》为题，收入《任弼时选集》。

1946年1月7日

《解放日报》发表周恩来写的社论《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》一文。文章指出：国民党的所谓“国民大会”，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。我们反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召开国民大会。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，必须是实现无条件停止内战，结束一党专政，改组国民政府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

1948年1月7日

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。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，对使党能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，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指示指出：从今年起，规定如下报告制度。（一）各中央局和分局，由书记负责（自己动手，不要秘书代劳），每两个月，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、政治、土地改革、整党、经济、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，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，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。（二）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，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，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。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：关于该军纪律，物质生活，指战员情绪，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，克服偏向的方法，技术、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，敌军的长处、短处和士气高低，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，我军对土地政策、城市政策、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，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。指示强调：从今年起，全党各级领导机关，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、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。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，加强此种联系，极为必要。这个指示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。

1954年1月7日

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，再次谈到对卫生工作的意见，强调指出：党必须领导一切，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。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，听取大家的意见，真正做好集体领导。谈到中医问题时，他进一步指出：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，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。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。这是一大批遗产，必须批判地接受，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，使它科学化；另一面，对不合理的要研究，分析批判。中西医要团结，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，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。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。他还谈道：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，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。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充实医院，培养医生，这是根本的办法；改善医院管理制度，加强管理，加强领导，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并用。